【参政议政】田英莲：统一裁判尺度 携手惩治“帮信”犯罪

　　帮信罪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具有以下特征：1、支付结算类居多;2、单个案件涉案人员面广人多;3、入罪门槛较低;4、年龄普遍偏低，大学生占比较大;5、跨省市区域犯罪居多，刑拘率较高;6、刑期虽相对较短，但实刑率高。基于以上犯罪特点，为实现对帮信罪早预防、早干预、早惩治的效果，《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从疫情期间的预热准备，到公安部“断卡”、“清网”专项行动，再到两院、两部及央行联合发布针对“两卡”犯罪的相关意见，帮信罪近年来可谓“出尽风头”。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2018年至2021年期间济南市各区法院公开的帮信罪判决书，只检索到15篇，经过梳理统计，相关涉案被告人共计38人。其中，被判处实刑者共计34人，被判处缓刑者4人，并处罚金者37人，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者(6个月≤刑期≤1年)20人，被判处一年至两年有期徒刑者(1年<刑期<2年)10人，被判处两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刑期≥2年)4人。

　　通过上述图表可见，对于帮信罪，济南市各区法院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比例最高，一年以上两年以下次之，两年以上的比例较少，缓刑适用率低，这反映出办案机关对此类网络犯罪的实体处罚力度较大。在此类案件中，较为显性的量刑要素有自首、退赃、主从犯区分等。但在具体量刑上，从济南市乃至全国范围来看，存在A案件涉案资金流水少于B案件资金流水，反倒A案件量刑重于B案件现象。亦存在两案均符合同样的一个入罪情节，且获利均未突破另一入罪条件时，法院作出“悬殊”量刑的情形，这反映出帮信罪存在量刑不均衡、不协调、不科学的问题。该罪因系新出现的罪名，又具备多重特征，导致我们的司法认定遇到了诸多疑难问题，而国家和省级层面的法院、检察院均未制定帮信罪裁判规则和办案指引，一线的办案检察官和法官只能根据经验法则和对法条的理解和认知进行办案。到底怎样依法准确惩处帮信犯罪，保障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当前需要多管齐下，统一裁判尺度，贯彻对等原则，实现同案同判。

　　建议：

　　一、需要市政法委牵头协调市法院、市检察院联合制定《办理帮信罪办案指引》，统一全市的裁判尺度，平衡量刑标准。建议市政法委组织市法院和市检察院建立专班，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两部门共同出台更加细化的帮信罪办案指导相关文件，制定相对统一的、具体的量刑标准，避免法官认识差异造成量刑不平衡，有效解决法官量刑的主观随意性和客观上的区域差别，促进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落实。

　　二、坚持办案和宣传并重，从源头上扼制帮信犯罪

　　公检法在办理帮信案件的同时，要做到加大宣传力度，因该罪涉案人员众多，大多系亲朋好友、邻居、同学等，有的系碍于面子将银行卡、手机卡借于他人使用，有的是为了蝇头小利出售或出租给他人使用，特别是有很多大学生参与其中，让人非常痛心，牵扯到一个家庭或多个家庭的命运。所以开展好“断卡”行为，从严打击帮信犯罪的同时，必须加大反帮信罪宣传力度，要通过新闻媒体及抖音、微信、快手等媒体进行宣传报道，进社区、乡村进行案例宣讲，通过发放宣传册、张贴醒目标语等提醒大家，从而提高群众反帮信犯罪意识，从根上杜绝犯罪的发生。

　　三、进一步规范法官对帮信罪的量刑幅度，避免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加强法官办案的业务培训和学习，建立全市的案例研讨制度和平台，采取多种方式强化对法官业务指导与交流，提高法官的法律水准、审判经验和法学素养，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克服“闭门造车”等不足，统一、平衡量刑。

　　四、调整裁判文书中“重定罪分析、轻量刑论证”的写作模式。明确裁判文书构成帮信罪的构成要件，并充分论证量刑理由，让当事人、案件关注者及社会各界，从法律、法理的层面清楚明白相似案件量刑为何会有差异，不同的案件量刑结果为何相近。

　　五、加强量刑工作的监督，促进法院量刑工作的规范化。不仅法院内部强化监督，而且市检察院对市法院更要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突出打击重点，维护社会秩序。同时，完善我市的裁判文书展示制度，在涉密、涉隐私问题妥当处理的情况下，依法加大裁判文书的公开范围和公开力度，将量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置于公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也能起到较强的宣传的效果和警示作用，确保办案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